【编者按】 自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一概念以来，“供给侧”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热词。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表明我国经济结构下一轮转型升级的方向已经明确，经济治理思路也将发生重大转变。随着国家政策重心由“需求侧”转向“供给侧”后，供给体系的改革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为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供给侧改革的含义及实质、形成原因、国际做法和现实任务，更好地抢抓机遇，顺势而为，主动融入供给侧改革大潮，实现扬中经济的转型升级，奋力推进“最美扬中”建设伟大实践，现编辑推荐《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思路》一文给大家，供参阅。

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思路

● 供给侧改革的含义与实质

● 供给侧改革的原因分析

● 供给侧改革的国际做法与比较

● 供给侧改革的现实任务

● 供给侧改革容易陷入的误区

供给侧改革：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思路

自今年11月以来，一个经济新名词——供给侧改革，正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政府各项重要会议上，成为社会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在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11月11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以消费升级促进产业升级，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也体现了下一步政府的工作要从供给端发力来实现消费和产业的升级。11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强调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11月17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端和需求端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1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会议上再提供给侧改革。12月1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2016年经济工作时强调，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12月21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近期中央多次提到供给侧改革，表明我国经济结构下一轮转型升级的方向已经明确，经济治理思路也必将发生重大转变。

一、供给侧改革的含义与实质

1、供给侧改革的含义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这需要了解两个概念——供给侧（又称供给端）管理、需求侧（又称需求端）管理。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两种经济治理思路和两大学派，前者以供给学派为代表，后者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

供给侧管理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而需求侧管理强调可以通过提高社会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两者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主要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相对应的。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供给侧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供给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供给侧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与需求管理政策相比，供给侧改革（或供给管理政策）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二是供给侧改革强调解决经济中长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而需求管理政策更多强调解决短期经济波动问题；三是供给侧改革强调制度的变革与完善，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短期的政策调整。

2、供给侧改革的实质

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就是要：一是形成新主体，即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企业家、创业者等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要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约束政府的“有形之手”，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二是培育新动力，即通过全面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通过全面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发展新产业，即一方面要尊重和顺应经济规律、市场规律，及时淘汰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等，让市场及时出清，避免资源浪费，及时化解经济泡沫，避免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等。

二、供给侧改革的原因分析

1、表象是需求不足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GDP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经济学上常把投资、消费、出口比喻为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也是得益于“三驾马车”的有力拉动。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这“三驾马车”同时出现动力不足，以往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端“三驾马车”均显疲态。从2010年第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不断地减速,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四年。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为6.9%,比2010年第一季度的12.1%降低了5.2个百分点,降幅高达43%。经济这么长时间的大幅减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出现。长期以来,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 “三驾马车”总有一驾或两驾马车动力比较强劲,可以弥补其他马车出现问题而带来的动力不足问题。而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则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呈现出疲乏的态势。

第一，从出口来看,国内要素成本上升,中小出口企业尤为困难。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总体低迷，加上由于发达经济体实行“再制造业化”战略,鼓励产业回归并且更加重视扩大出口,东盟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优势加快发展外向型产业,我国在国际市场面临的贸易保护和竞争压力都大大加大,订单向外转移的趋势明显。据海关统计,2015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10.24万亿元,比去年同比下降1.8%,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罕见的严峻局面。

第二，从投资来看,受制造业产能过剩、需求不足影响,民间投资意愿减弱。短期内房地产市场难以走出低迷,制约了投资和相关行业增长。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偿债进入高峰期,地方政府“加杠杆”投资能力有限。2015年前三个季度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速下滑至10.3%,创2000年以来新低。

第三，从消费来看,受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等因素影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低,消费需求萎靡不振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目前世界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大约在65%～70%之间,而我国只有50%左右。居民收入偏低,再加上社保的不完善,必然导致消费潜力得不到释放,就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足够的动力。

2、实质是供需错位

“供需错位”已然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十二五”规划曾提出扩大内需的战略。五年来这一战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总体上保持了中高速的增长，初步估计可能会年均增长7.8%，这也是超出了“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目标。不过，目前经济还在下行、工业品价格在持续下跌、企业效益下滑。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的效果开始递减了，再用需求不足显然已经无法解释。现在的问题，虽然也有需求总量和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原因可能不在需求侧了，病根在于我国的供给体系和结构，至少存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从而带来了目前经济下滑、投资减速、价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

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外向型，现在外需减少，有些产能过剩。转向内需当然是一个方向，但需要经历痛苦的过程，有些甚至可能无法转向内需。

第二，过去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值得关注的事实是，同一件产品出口的品质就高一些，卖给国内的品质就差一些，迫使很多中等收入群体出国买“中国造”。

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总量上产能没有问题，但结构上存在着花色、品种、规格、安全性等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这样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消费流向了国外。

第四，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也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

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是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比如说平板玻璃我们严重过剩了，但电子用的平板玻璃，电视用的大平板等我们还是不能生产。风电设备总体过剩了，但控制系统和不少零部件我们需要进口。

第六，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表现出“未富先贵”的现象。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说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成本高是多重因素造成的。有体制僵化，比如说电力垄断、银行垄断、中介服务的垄断;有超越阶段的过渡福利化倾向带来的，免费的午餐越多，意味着宏观的税负必然要高，必然要抬高成本;有些属于政策方向上是正确的，但实施中的进度、平衡度、方式方法把握的还不够精准。比如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当然是十分必要的，主要应该是促进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的市民化，促进他们进入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缩小差距，如果更多的依靠增加转移性的收入，依靠补贴，最终会转嫁到企业的成本当中。此外，扩大内需政策具体实施过程当中，有些政绩工程、没有回报的投资，以及结构调整中僵尸企业难以及时出清等，也间接转嫁过来不少成本。在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时候，一部分货币只好在金融系统内部自我循环、以钱炒钱，所以我们经济的金融化、债务化程度不断加深积累了不少的隐患。

三、供给侧改革的国际做法与比较

1、美英两国的做法

纵观世界经济史，实施供给侧改革比较典型的有美国和英国两个国家。美国曾在20 世纪70 年代陷入滞胀，英国也在20 世纪70-80 年代面临滞胀叠加结构性问题的窘境。作为供给学派的典型实践，“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分别采用减税和国企改革等措施帮助经济走出衰退的泥淖。

里根学派的核心是减税。以“里根经济学”为例，1981 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提出“经济复兴计划”，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开支，紧缩货币供给。其中，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从70%降至28%，提高了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劳动供给意愿，也推动消费上行；而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至33%，直接提高了企业盈利，也提高了企业投资意愿。里根经济学大获成功，令美国经济迎来“大稳健”时代，也为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而“撒切尔主义”则主要是通过推进国企私有化，以更好地适应市场转型促进经济发展。

2、国际比较

有财经媒体将习近平总书记主导的供给端结构性改革称为习近平改革，并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里根主义、撒切尔改革相比，甚至呼吁直接实施当年撒切尔的改革措施。习近平改革与撒切尔改革都是在国际经济环境出现趋势性变化、国内经济存在供给端的负面冲击、侧重短期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通过清除供应端面临的障碍，激发经济活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改革举措。但两者又存在巨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根本目的不同。英国为资本主义国家，撒切尔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撒切尔改革虽然带领国家走出困境，但也造成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客观事实，为后人所诟病。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农民是国家主体，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化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改革中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改革中得到保护，防止国有资产以市场化名义流失。

第二，改革的背景不同。撒切尔时代面临的供给约束是滞涨，高油价、高通胀、低增长，工会力量庞大、国企过多、政府干预过度，社会福利水平很高。我国现在面临的供给约束是滞缩，经济增速持续下滑，GDP平减系数负增长，企业产能过剩，人口红利、外贸红利消退，政府干预力度较大，国企管理水平较低，工会力量薄弱，社会福利水平较低。

第三，供给约束不同导致改革措施不同。撒切尔1979年上任英国首相后，首先紧缩货币供应，加大北海油田勘探开采力度，以控制通货膨胀；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力推自由市场经济；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实施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浮动；打击削弱工会力量，削减社会福利。我国现在所进行的改革，首先应化解通缩威胁，这就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放松房地产市场管制、户籍管制，以政府部门、居民部门加杠杆对冲非金融企业去杠杆所带来的通缩压力，汇率管理上要去美元化，允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适当贬值，防止美元升值周期盯住美元所带来的输入型通缩压力。其次，应维持中性适度的货币政策，既要防止结构调整过程中总需求的惯性下滑，又不能过度放水、妨碍市场的有效出清，为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营造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因此，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简单复制供给学派的“供给管理”，而是希望通过改革清除制约生产供给扩大和提升的各种障碍，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从而避免潜在增速的大幅下行，其实质是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在要素领域的延续和聚焦。

四、供给侧改革的现实任务

就如何推进供给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打好“歼灭战”，推出四项具体改革措施，包括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着力加强结构性改革，明确五大重点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上述四个“歼灭战”和五大重点任务都是在产业层面、调控层面、财税制度层面、资本层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领域和任务。围绕着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激发市场活力和经济活力，目前我国供给侧改革应分别在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等4 条主线上全面推进。

1、优化劳动力配置

第一，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11 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 年开始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4 年底，16岁以下的青少年占总人口比例仅为16%，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2%，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 亿，占总人口的15.5%。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将成为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基础，在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的同时，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增加劳动力供给，补充人口红利。

第二，加快户籍改革，化解地产库存。户籍制度改革将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中之重，其目的在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中国城镇化率质量不高主要体现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高。城镇现在约有7.5亿常住人口，其中2.5 亿左右的人没能在城镇落户，2.7 亿农民工，买房比例仅1%。早在2014 年7 月，国务院就已出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进展缓慢。当前二三线城市地产库存居高不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第三，发展服务业，缓解就业压力。服务业是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双重稳定器，淘汰落后产能意味着制造业部门就业承压，而服务业则可吸纳就业，因而创造条件、促成劳动力的跨部门流动，也将是未来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方向。根据统计局数据测算，第三产业每增长1 个百分点能创造约100 万个就业岗位，比工业多50 万左右。根据这些年企业就业状况来看，2007 年以来，服务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就业在绝大多数时期高于制造业PMI 就业指标，这意味着服务业就业状况好于制造业，将成为未来主要的就业容纳器。

第四，促扶贫重教育，提升人力资本。除增加劳动力供给、促进劳动力跨地区和跨部门流转外，提高劳动力素质也是劳动力要素改革的重要内容。其具体措施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贫困人口脱贫。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在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 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 元，2014 年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 元。按照这个标准，2014 年末全国还有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而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7017 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二是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今年4 月初，中央深改小组召开第11 次会议，审议通过《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并强调要“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而今年以来，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陆续通过一揽子教育法律修正案草案，并部署落实教育领域改革措施。

2、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

第一，改革土地制度，加速确权流转。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方向是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农村土地流转以确权为基础，以放活经营权流转为目的，从而提升土地要素的流动性。同时，放活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意味着未来廉价的农村、土地用地供给瓶颈将打开，也有助于抑制地产泡沫、加速地产库存去化。

第二，降低五大成本，提高资本回报。资本要素改革的方向之一是提高资本回报率，因而高成本是供给侧的最致命硬伤。以工业企业为例，2014 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主营业务成本占比高达86%，各种税费占比9%，主营利润占比仅5%。持续收缩的需求叠加高企的成本、费用，令企业盈利雪上加霜。而在需求整体不佳的大背景下，未来唯有依靠降低成本来改善企业盈利、提升资本回报。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2016年将从以下五个方面降低企业显性成本：一是继续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降低企业原材料成本；二是实施减税降费和加速折旧，降低企业财税成本；三是推进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四是实施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企业人力成本；五是推进流通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第三，淘汰落后产能，提升资本效率。资本要素改革另一个方向是提升资本使用效率，其目的也同样是改善企业盈利。而产能利用率和主营活动利润率高度相关。2011 年以来，中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下滑，企业盈利也同步恶化，反映资本使用效率低下。2013年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去产能化就已开始，伴随去产能延续，未来企业盈利有望随产能利用率回升而得到改善。国企将是去产能的主要承担者，然而在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以最高的资产负债率和最低的资产周转率、最低的主营收入利润率，实现了收入、利润的最大幅下滑。我国各类企业中，国有企业盈利能力最为堪忧，产能过剩最为严重，未来也将是产能去化的主要承担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着力做好职工安置和社会稳定工作。

3、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所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其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第一，改革融资体制，提升创新意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有赖于创新意愿的提升，而股权市场天然提供了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而以创新著称的美国，也正是依靠资本市场哺育创新。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个歼灭战”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股票市场的论述最为详尽：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股票市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这意味着，改革融资体制，促进直接融资发展，将是未来的重点方向。

第二，鼓励两众两创，提升创新转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同样需要有便利的资源和宽松的成长环境，从而提高创新者的存活率和创新产品的转化率。李克强总理在2014 年9 月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年多来国务院及各部委也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措施。今后应着重在以下三方面同步推进改革：一是推进产学研结合，从而提高创新成果工业转化率；二是为创业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资金支持，譬如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三是实施针对创新型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费用减免，譬如研发费用抵税等。

4、推进政府自身改革

第一，改革行政体制，降低制度成本。对经济发展而言，供给侧的重要方面就是政策、制度和环境的提供，这也是此次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其目的就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保护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具体改革举措力度由强到弱，依次是加强反腐、打破垄断、放松管制。中国企业不仅面对来自原材料、税费、财务、人力等领域的显性成本，更面临来自上述领域的隐性成本。因此，政府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市场主体创设一个宽松环境，提供一个好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有效降低企业运行的行政性、制度性成本。

第二，推进国企改革，实现强强联合。加大国企内部资源整合力度，加速清理低效、无效资产，盘活存量、提升资产效能。一方面，以国企重组整合“强强联合”的方式避免内部恶性竞争，打造国家品牌，实施“走出去”战略；另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但同时要处理好“国有资产流失”的界定问题。

五、供给侧改革容易陷入的误区

供给侧改革本是非常好的改革思路，但由于概念比较晦涩，各种脱离其本意的解读较多，也要谨防出现如下误区：

1、将供给侧改革理解为从未有过的新生事物。供给侧改革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是一个新出现的词，但与此相关的供给政策或供给管理、相关理论和实践则早已有之。支持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源头。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所有的改革理论都是从供给侧考虑的，而不是从需求侧考虑的。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也并非始自今日，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九十年代中期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九十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改革等，都是供给侧改革。只要稍微梳理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推进供给侧改革并非标新立异，而是回归常识。

2、简单用西方供给学派的观点来理解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西方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四减四促”（减税、减管制、减垄断、减货币发行，促私有化、促市场竞争、促企业家精神发挥、促进技术创新），其中多数确也是中国供给侧改革要考虑的重要内容。但由于中国体制具有其特殊性，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一方面，其中有些政策主张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另一方面，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要比它丰富得多。

3、以政府计划思维推进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本是为解决政府过度干预或过度宏观调控问题而提出的改革思路，但现实中很容易被人误解为通过政府计划或政府主导来确定供给结构，提供供给要素，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供给速度。这就有可能走到供给侧改革的反面，不仅达不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反而带来了与过度需求管理政策同样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如政府主导选择产业、产品、项目和技术路线，就会带来适得其反的结果。

4、将供给侧与需求侧对立起来。供给侧与需求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或一只手的手心和手背，缺一不可，而且二者要尽可能对称和平衡，经济才能健康可持续发展。过去多年来我们过于强调从需求侧进行政府宏观调控以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现在强调供给侧改革只是对其进行“纠偏”，而不是过于偏向供给侧而忽视了需求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5、将供给侧改革简单理解为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广义的供给侧力量不仅包括商品或劳务供给，而且包括供给主体培育、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量调整、增量形成等。若单纯强调增加商品或劳务供给，在产能过剩形势下，则只会带来进一步的产能过剩。若广义理解供给侧力量，则会通过改革等，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的作用，有针对性地解决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让市场出清；另一方面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对我们扬中而言，供给侧改革既是重要任务，更是难得机遇，我们要理性自觉地把握供给侧改革的实质和根本要求，又要从扬中实际出发，更好更快地适应中国经济转型大潮，让扬中的创业环境更优、创新机制更活、发展生态更好，为扬中经济新的跨越发展提供全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