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一直是一点一点往前拱的”“背着‘黑锅’前行是改革者必须经历的修行”。说这话的人叫邹碧华，上海市高院原副院长。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在和同事讨论员额制的改革方案，决心先把这块涉及人事的“硬骨头”啃下来。

人们称赞邹碧华是“真正的法律人”“改革的燃灯者”，他用生命诠释了改革者的执着与信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改革责任担当，看准了的事情，就要拿出政治勇气来，坚定不移干。”司法体制改革走到今天，碰到的都是“硬骨头”，它必然是一场触动各方利益的深层变革，唯有无私无畏，才能担当前行。

调研采访中，看到了众多默默无闻的“邹碧华”在改革一线勇于担当，大胆创新，一个一个解开摆在面前的司改方程式，一夯一夯打实新体制机制的基础。这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符合司法规律的改革之路，公平正义的阳光将温暖我们每一个人的脸颊。

员额制，让法官检察官走上专业化、职业化道路

39%，一个牵动全体司法人员神经的数字。

按照中央部署，司法人员进行分类管理，其中法官检察官员额数不超过39%。这意味着原先在一线办案的部分审判员和检察员、部分具有法官检察官身份的行政人员，将要退出员额。

年长者有些不安：办了一辈子案件，最终如果失去法官检察官身份，情何以堪?

年轻人也有担心：肚子里装了不少书本知识，但缺少实战经验，如何过关入额?

院长庭长们更是焦虑：早就不在一线办案了，自己还能不能入额?将来有一批人员入不了额，怎么安置岗位、安抚人心?

其实，员额制的本质就是推进法官检察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把审判权、检察权交到政治素养强、专业素质高的人手里。

改革难免有阵痛，既要下决心推进，又要考虑实际情况。“针对大量案件在一线的实际，我们提出向基层倾斜，省、市、县三级员额比例分别为37%、38%、39%，让更多法官检察官充实到基层。”湖北省政法委副书记谭先振说。

5月27日，在湖北省检察院参加座谈的助理检察员祝超满脸欢喜，即将参加员额考试，他表示：“考上了最好，考不上以后也有机会，因为按照改革部署，将来基层专业人员和上级法院检察院的上升通道打开了。”

办案人员“做减法”，案件数量却在“做加法”，矛盾如何化解?

优化一个组合，化解“加减”矛盾。江苏江阴法院先行先试搞主审法官制度改革，引起全国同行的关注。“以前是一个法官带一个书记员，现在是一个法官加上几个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审判组合，这带来的直接变化是，在案件上升、人员未增的情况下，全院受理案件数量和审执结案件数量，与2012年改革前相比，分别增长75.2%和53.1%。”江阴法院院长王立新谈及改革，信心满满。

“审判权的核心是庭审和裁判，调查取证、调解等其他的程序性、事务性权力属于审判权的外围。增加一个法官助理，让法官更专注于庭审和裁判，这有利于提高办案的效率与质量。”上海市委政法委书记姜平说。

司法责任制，让每一起司法案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动真碰硬，是本轮司法体制改革的亮点。针对以往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领导干预、冤假错案等问题，党中央将“司法责任制”作为改革的“牛鼻子”，明确提出“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今年3月1日，司法责任制在海南全面推开。“全省各级法院明确了主审法官、合议庭及其成员的办案责任，一般案件不再经过院、庭长的审批，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裁判文书不再由未担任主审法官的院、庭长签发。”海南省高院政治部主任蔡建新介绍。

让审理者裁判，使法官检察官的主动性得以充分发挥;由裁判者负责，是为了确保司法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放管结合，旨在让法官检察官“以至公无私之心，行正大光明之事”，让每一起司法案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身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倒查问责制。这让办案人员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他们在办案时不敢有任何懈怠。

“如今连我们也跟着忙得不可开交了。”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人民陪审员张嵘嵘谈及司法责任制带来的变化，深有感触地说，“无论是查阅案卷，还是庭审会议，法官都主动给我们打电话，听取我们的意见，生怕在案件事实的把握上有一点点疏漏。”

“以前是有人把关的，现在拐杖丢掉了，真不知道怎么走路了。”一些年轻法官心里发虚。各地法院检察院的院长、庭长积极转变角色，充当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智囊团”。“我们正在改革审判委员会或者组建专业法官会议，给主审法官拿不准的案件提供参考意见，但是否采纳，主审法官自己决定。”武汉市青山区法院政治处主任屈晓波说。

基层法官检察官都流露出这样的担忧：到底哪些情况该承担责任?“是违法办案，还是办案瑕疵?是作风责任，还是程序错误?这些都要区分和细化。”他们普遍认为，在深化改革中，应细化责任追究制度。湖北省检察院政治部主任金鑫建议，下一步应考虑制定法官检察官履行法定职责豁免制度，非因法定事由不被追责。

完善职业保障，让法官检察官更有尊荣感

改革究竟给法官检察官带来什么影响?案件多、压力大，收入低、待遇差，执法环境不理想，社会对司法人员的尊重度也不高……如今，一些基层法院检察院“年轻人进不来，年长者留不住”，一些司法人员另谋他就。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现在离职的法官检察官有两类情况：一类是处于事业顶峰、“一览众山小”的中年人，一类是刚当上法官、“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年轻人。

调研中，“权责利相统一”是广大法官检察官的呼声。如果他们一直处在付出和回报严重透支的状态，改革实效可能打折扣。欣喜的是，中央明确要求，健全与法官检察官司法责任相适应的职业保障制度。

上海对进入员额的法官检察官收入水平暂时按高于普通公务员43%的比例安排，并向一线法官检察官倾斜;

深圳比照同样实行薪级制的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按照高于其10%的标准确定法官每一薪级的薪酬标准;

……

当然，职业保障不只是涨工资，还来自于法官检察官能否依法独立办案，这可以说是最大的职业尊荣。这份尊荣体现在社会公众对司法职业的普遍认同、尊重、敬仰，体现在法官检察官有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不受外界违法干预的权利。他们手持法律的标尺丈量公平正义，测算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甚至在某些个案的判决上，直接体现着国家法治水平。

广东一名基层法官简单而朴实地概括了他心中的职业尊荣感：在工作上，能依法独立办理案件;在收入上，能保持城市中上水平。

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涤非，20年前是一名法官，对司法人员的职业尊荣有着切身感受，“法官检察官也要养家糊口，我们既需要对其手中的司法权杖充满期待，也需要对其本人充满尊重。”朱涤非认为，改革要以人为本，要从制度设计和工作环境上，让这支队伍有更多的尊荣感。

告别“地方粮票”，避免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

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离不开良好的外部法治环境。省级以下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由此被提上日程。

从今年1月起，湖北全省法院、检察院系统实施了财物由省级统一管理。过去基层法院、检察院的保障水平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财政收入状况有关，难免有办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的冲动。而全省财物统管之后，开前门、堵后门，保障更充足。同时各级法院、检察院财物管理更加严格，彻底实现收支两条线，堵住有些基层院靠办案“创收”的资金流入渠道。

得益于省级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的改革举措，不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法院、检察院，经费保障问题迎刃而解了。湖北省枣阳市检察院2014年度总经费为2254万元，2015年财物统管后总预算2786万元，经费总额增长了24%。

调研中也发现了一些新问题。“有的辅助人员、书记员是通过公务员考试正式招录，有的则是通过地方政府向社会招聘，后者的经费待遇一直是地方财政支持。”江苏省高院行政装备管理处处长李玉柱提出，省级统筹后，大量原本在编制外的人员经费怎么办?

“在江苏，越往基层，薪酬越高;越往南走，薪酬越高。司法人员薪酬待遇原本是向市县区横向看齐的，省级统筹后，各地工资标准怎么定?一刀切，也可能造成新的不平衡。”江苏省高院研究室主任孙辙说，“干得好好的，工资水平陡然比当地降了一大截，这肯定不利于调动积极性。”

“地方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必须加以考虑，但更关键的是要有预算的刚性。”南京大学法学院吴英姿教授说，以前的地方财政预算就是太过于弹性，法院检察院老惦记着“地方粮票”，因此给司法寻租创造了空间。

改革总是不断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改革难免有得有失，改革需要一股子精神。调研中，有一位工作了30多年的法院同志说，“哪怕今天做出一点牺牲，将来能够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们吃点亏又算得了什么!”一位90后法官助理说，“法律是人类文明的智慧结晶，自己的工作能够沐浴在人类的智慧之光中，很自豪!”

按照中央部署，顺应群众期待，司法体制改革就是要真抓实干涉险滩，只有这样，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才会进一步健全，司法改革成果才会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