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概念及起源

礼的本字为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豊，行礼之器也。”经引申，豊既可指“醴”（甜酒，可作祭品），也可指“礼”。《说文解字》说：“礼，履也（按：履，本义“鞋”，引申为“实行”。这里进一步引申，礼、履互通。《尔雅·释言》：“履，礼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lǐ）。”其本义为举行仪式，祭神求福。实际上，远古时代礼的本义还应包含举行仪式，祭祀先人求福保平安。

时代不同，礼的含义与内容也会有所不同。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特别注重利用和发展礼制，以维护巩固他们的政权。因此，礼的概念被不断延伸扩大，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成为至高无上的行为准则。《礼记·曲礼上》说：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端正民俗），非礼不备（完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决断）；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确定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宦学（学做官、学知识）事师，非礼不亲（亲密）；班朝（上朝）治军，莅（lì，到。此指上任）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我们今天看礼的本质，诚如沈文倬所言：“礼是现实生活的缘饰化。”（见《考古》杂志1977年第5期）礼由社会文明生，礼为社会文明用。在生活、学习、工作的人际、国际交往中，应以礼让、礼貌、礼节、礼仪修养道德，规范行为，协调关系。

礼是人类进步、社会文明的产物，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礼首先是起源于习俗，起源于交换，尤其是起源于宗教。郭沫若说：

礼是后来的字，在金文里面我们偶尔看见有用豊字的，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大概礼之起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说文解字》：“示，神事也”），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这都是时代进展的成果。（《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p68）

郭沫若所言礼的起源和发展，当属不刊之论。前人引用《尚书·虞夏书》和其他典籍，以证明礼大约产生于尧舜时代，或者更在之前，并不符合史实（本文既为“略论”，不展开讨论）。

郭沫若说只在金文里偶尔见到过“豊”字，迄今为止含有“豊”字的金文，大概最早的是周武王时的天亡簋（guǐ，古代食器。该簋为青铜铸器，作者名叫天亡）和周成王时的何尊（一何姓贵族制作的青铜祭器）。但从实际考古材料看，例如从晚清刘鹗《铁云藏龟》、近现代罗振玉《殷虚书契后编》、孙海波《诚斋殷虚文字》，甚至郭沫若本人的《殷契粹编》看，殷商武丁至武乙、文丁时期的甲骨文，就多次发现“豊”字。该字“象盛玉以奉神祇（天上叫做神，地下叫做祇。祇音qí）之器，引申之奉神祇之酒醴谓之‘醴’，奉神祇之事谓之‘礼’。”（见四川辞书出版社《甲骨文字典》，p523）这表明，礼的概念的产生，不会晚于殷商中期。

夏代——礼止于宗教、习俗等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论语》2.23章）。恐怕他老人家所谓的“夏礼”，大多还属于宗教、习俗及交换形式等。禹及有夏一代敬天尊祖，有占卜习俗，重视祭祀和丧葬。陈戍国说：“所用礼器多为石器、陶器和玉器，此外还有骨器。”（《先秦礼制研究》p110）但这些“器”当时只是看做供祭用具和陪葬品。“礼器”是后人的称谓。起源于氏族社会后期的宗法思想，宣示了父系血亲对财产和权力继承的正当性。夏代至商代前期，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早期国家，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虽然这一时期还没有明晰的礼的概念，但宗教、习俗促进了宗法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商代──礼的主体为礼仪

李学勤说：“殷虚甲骨是商朝占卜的遗物，卜辞内涵无一不与古代礼制有关。……文献和其他材料中周代礼制的探讨，可以上推商代礼制，……”（《序〈甲骨学通论〉》，转引自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p66）我认为，殷商早期的宗教祭祀、婚葬习俗与亲情关系、社会交往等，包含了许多礼的内容，已经产生了近于礼的概念。至殷商中期，礼的概念已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殷商中后期，祭祀礼甚繁：祭天帝天象、祭先王先公先妣、祭地祇及山川鬼神，立先王先妣庙与社祀，贡献典册。祭祀目的包括求雨、求好年成、禳除灾祸等，牺牲除用牲畜外，还大量用人，其中主要是战俘和奴隶；亦有丧葬礼，以人殉葬的现象触目惊心：一个墓中有一人至数十、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亦有婚礼，实行一夫一妻制（往往为一夫一妻多妾，即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亦有朝聘贡巡之礼、封侯之礼、军礼、田狩礼、籍礼（籍音jí，通“藉”，本字为“耤”，《说文解字》：“帝耤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古时为天子、诸侯举行籍礼而设置的田叫籍田。每年春耕前，先由天子、诸侯象征性地耕耘一下，称籍礼）等等。殷商中后期（大致从盘庚起）是东方奴隶制社会。就整个商代而言，仍属早期国家。殷商之礼，主要表现为重视仪制，为奴隶主等级制和血亲世袭制服务。

西周、春秋──全面的礼治主义

相传周公姬旦制礼作乐，西汉伏胜《尚书大传·洛诰》说：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造东都成周邑，即洛邑），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还政于周成王）。

实际上，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的主要业绩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制定了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的礼，以巩固国家政权；实行单纯的父死子继，规定“大宗”、“小宗”，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度；作《大武》，以诗、乐、舞与不同等级的礼仪相配套，使礼具有高度的文化精神；强调“敬德”“节用”“保民”的政治理念，缓和阶级矛盾。

西周至春秋，礼制一方面臻于完备，另一方面却不断遭到破坏，走向“礼崩乐坏”。这一时期的礼制建设，可分为四个层面。

一是在孔子出生之前，已形成了完整的礼制思想理论。

《左传·隐公十一年（前712年）》：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中，郑国子大叔引述了先大夫子产的话：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是年孔子36岁。但子产殁于前522年，即孔子出生之年。

二是在宗法等级制度、宗教祭祀制度、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以及整个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有礼的详尽规定。王钧林说：“概括言之，有周一代实行的是礼治主义。”（《中国儒学史·先秦卷》p47）

三是全面推行规范一切思想行为的礼教。其核心是亲有差等，尊卑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君令臣共（通“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婆）慈妇（媳）听，礼也。”

四是具体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吉、凶、军、宾、嘉“五礼”仪制。

西周王朝已基本接近于成熟国家。其统治区域（包括臣服邦国），后来成为中华帝国的主体。历史表明，为巩固王朝政权，推行分封制和全面的礼治，是当时最佳的选择。其结果是，社会安定，经济、文化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和提高。而整个社会迅猛前进的结果是，以分封制和全面礼制为代表的西周统治制度，不久就结束了历史使命。它必须让位给郡县制的，即分层分地区的大一统国家统治制度。这时，封侯建藩成为政治藩蓠，全面礼治成为思想桎梏。于是，春秋战国起，百家争鸣兴。最终，秦灭六国，开两千年中华封建帝国之端。

孔子和老子都是春秋末期的人，孔子尊崇礼治，老子反对礼治。老子指出：“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三十八章》）他大概是揭露礼制弊病的第一人。

孔子——行礼于民，为礼“俭”、“仁”

本文单辟一节，论述孔子对礼学的贡献与影响。

孔子生于春秋后期，西周天子“王天下”（按：《孟子·尽心上》用语，谓德服天下。）的盛世已是昔日故事，社会进入了长久动乱的时代。《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的真正目的是推行自己的思想理念，以“孝”为本，以“礼”为纲，以“仁”、“德”为最高价值观，企图恢复国家秩序，解救人民苦难。

《论语·为政篇（以下仅书篇名）》2.23章：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损”，减少；“益”，增加。三代的礼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过增减和改革，不断得到完善；百世以后的礼制，也不会一成不变，必定有所增减和改革，以适应那个时代的需求。孔子是以历史发展观点总结和推断礼制演变的第一人。当然，亦如孔子自己所说，夏礼、殷礼“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论语·八佾（yì）篇》3.9章）

《为政篇》2.3章：

道（同“导”）之以政，齐（整顿，约束）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不但有廉耻心，而且人心归服）。

依据宗法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但孔子提出同样对庶民施以礼教，意欲打破旧的不合理的规定。

《八佾篇》3.4章，孔子说：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轻漫，简率）也，宁戚（悲戚）。

孔子主张节俭办丧事，注重表达真诚的哀思，既反对奢侈浪费，也反对草率轻漫。

《颜渊篇》12.22章：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这里孔子将“仁”解释为爱人，表现了对人的尊重。仁是孔子核心价值观之一。它作为生存意义的一种取向，为人类所独有，唯人性所能有。

《八佾篇》3.3章：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认为，人无仁爱之心，就谈不上遵礼，也不能真正领悟音乐的奥义和美好。原来，为宗法制度服务的礼，其基础与核心价值观是“孝”。孝出于本性，然而“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增广贤文》），孝似乎并非只是人类独有的本性。只有“仁”是人独有的一种生存价值取向。孔子谓“爱人”，就是生而为他人的生存和幸福服务：“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孔子以“仁”规定礼，使礼具有了新的价值观、道德观，是创造性的理论贡献。

《颜渊篇》12.1章：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纲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孔子认为，仁者，除了“爱人”，还要“克己”——克制自己，以及“复礼”——遵循礼制，应自觉地使视、听、言、行合乎礼。这里，孔子是以“礼”规定仁，礼的强制性转变为自觉性，成为仁者品德修养的准则。

《八佾篇》3.14章：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认为，周代礼仪制度借鉴于夏商两代，更加丰富多彩。他主张遵循于周代，特别是周公之礼。

然而，孔子改进礼制的思想和建言，很少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采纳。“礼乐征伐”已不出于周天子，而出于诸侯、大夫，甚至是“陪臣执国命”。在孔子看来，乃是“天下无道”。孔子维护周公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礼和“封建”制，反对僭（jiàn）越礼数，反对“犯上作乱”，反对政治、经济变革，历史证明根本办不到，行不通。周王朝只是早期辉煌一时，尔后毫无作为，在受尽臣邦欺凌后，被秦国灭掉了。

《礼记·檀弓上》：

孔子与门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学也，我则有姊之丧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孔子站在门口与来人行拱手礼，用右手掩着左拳。弟子们也学着他的样子。孔子说，自己右手掩着左拳行礼，是因为姐姐死了。弟子们就改为左手掩着右手。这个故事让人发笑，既笑弟子们不闻不问，跟着老师亦步亦趋，也笑老师钻牛角尖，故弄玄虚。读《仪礼》《礼记》等礼书，其中有宴席调料放什么位子，丧葬坟头怎么做，等等，繁文缛节、矫揉造作之处，比比皆是。处于“礼坏乐崩”之世，周礼自己走进了死胡同。

战国──礼与“义”和“法”相结合

陈戍国说：“春秋末期，周礼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其彻底崩溃则在战国。”（《先秦礼制研究》p354）应说明的是，周礼崩溃并不代表封建礼制崩溃，更不能说礼也崩溃了。从战国向后，周礼中的许多内容逐渐消失了：封侯制及五等礼最终淡出历史，政治、经济、科举等一系列制度不再从属于礼制。

战国时期对礼制或礼治的讨论研究，鲜明地分为两类人。

一类是西周至春秋礼制的集大成者，大抵为孔门传人。《论语》《孟子》应出于战国；若《大学》《中庸》为曾参、子思或他们的门徒所作，连同《礼记》，它们初期流传的本子，均应出于战国，战国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上限；《仪礼》出于战国的可能性也很大。后人了解西周和春秋时代的礼制，基本依据于以上典籍。

另一类是孔儒礼制（其根子还是西周至春秋礼制）的批判者，大抵为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他们既抨击礼制之弊，也强调礼与义，礼与法相互结合，亦有摒弃或变革礼制之意。

墨子比老子、孔子稍后。他和孔子、孟子一样崇尚仁义，其内涵却有很大区别。孔子说“仁”为“爱人”，“孟子开口便说仁义”（朱熹《孟子集注·序说》），但二人都意含“亲亲有杀（shài，等级差别），尊贤有等”；墨子说“仁，爱也”，则为“兼爱”，“兼”为全体、普遍、平等，爱无差等。孔子提倡子为父守“三年之丧”，《仪礼》更明确规定为至尊、至亲（包括臣为君，妻为夫，父母为谪长子，祖父为嫡孙等）守丧三年（实际是指三个年头，一般只有二十五个月，进入第四个年头，则犯“入四”之讳）。墨子对这种“言亲疏尊卑”的礼进行了严厉批判：“繁饰礼乐以淫（迷惑）人，久丧伪哀以谩（欺骗）亲”（《墨子·非儒》）。墨子对仁和礼的认识均出之于“义”。其所言“义”有二解：一、“义者，善政也”；二、“天之意”，“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墨子·天志》）。

荀子主张礼法兼用。文化大革命时称荀子为法家，并不确切。《荀子》中，《王制》说：“礼义者，治之始也”，“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而《君道》则说：“法者，治之端也”；《强国》并而论之：“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劝学》说：“礼者，法之大分（总纲），类之纲纪也”，指出了礼与法的关系。

韩非为法家代表性人物。《韩非子·解老》：“礼者义之文也”，“礼繁者实心衰也”。《五蠹（dù）》又说：“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礼成为义的外表形式，即只承认礼仪；礼简则实，礼繁则虚；崇礼会乱国。在韩非眼里，礼可轻也。

另一位用生命代价推行变法的法家人物商鞅，对礼制的评价是：

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如果）可以强国，不法其故（旧的法度）；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不易礼而亡。（《商君书·更法》）

商鞅甚至还说：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贤也），有孝有弟（通“悌”，敬爱兄长），有廉有辩（巧言善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商君书·去强》）

商鞅把《诗》《书》、礼乐等一起看作造成国家削弱，乃至灭亡的因素，观点是错误的。他抵制《诗》《书》、礼乐的教化作用，实行严刑竣法和“弱民”强国的政策，即便能够获得一时的效果，却不能获得长治久安。

余 论

一、西周分封，周王朝是母体，诸侯国是子体。这一举措，过去人们只强调它有利于拱卫母体，其实它更有利于对子体的培育。在西周这个“合众国”里，周王朝体量不大，靠朝贡过日子，不思改革。由于整个社会在安定环境中获得了快速和巨大的发展，一些诸侯国通过变革、兼并，国力不断壮大，远非周王朝可比。少数诸侯国逐渐采用郡县制，分封制的弊端就凸显出来了。推动历史向前进的领导者，最终要通过“优胜劣汰”的过程来实现。这个过程就是春秋、战国时代。以亲亲有等为灵魂的周礼，春秋时就开始丧失其进步性、有效性，而成为累赘和镣铐。这就是“礼崩乐坏”和百家争鸣的历史背景。

二、孔子提出行礼于民，提倡教育疏导优先于禁、罚，并且纳“仁”于礼，增强礼的道德修养规范作用，是留给后世直至今人的宝贵思想财富。他的弟子有若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1.12章）今天，对社会中一般性问题和矛盾，我们仍然提倡“和为贵”，以消解不必要的冲突和相互伤害。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以和为贵”的睦邻友好思想，都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赞扬和响应。礼在当今社会文明中的作用，还可以进一步去挖掘。

三、西汉董仲舒提出了“三纲五纪（即五常）”（《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完整说明“三纲”的是《礼纬·含文嘉》：“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与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守其位、各尽其道的观点并不相符。董仲舒又将西汉初贾谊在《新书·六术》中所说的“仁、义、礼、智、信”之行，冠以“五常”之名。孔子以后的封建礼教愈来愈成为禁锢思想，奴役人民，压迫妇女的工具。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三纲五常”归结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认为这四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但是，我们现在应该重新审视“三纲五常”：“三纲”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己被历史淘汰；“五常”应阐释为仁爱、正义、礼貌、智慧、诚信，均属社会“正能量”。故牟钟鉴说：“三纲一个不能留，五常一个不能丢。”（《光明日报》2011年4月10日第2版）

四、纵观先秦礼制演变历史，其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已经衰亡或者正走向衰亡的旧制度，其思想理论体系却是完成于新的历史时期。对尧舜禹禅让制度的美化，约在西周或更晚。周代礼制的思想理论，完善于春秋中后期。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已不当其时。周礼制度体系的集大成，如前所述，约在战国时代，其中有一部分或更晚。后人不明就里，便想方设法把后面的东西往前拉，造成史实错位和思想混乱。